0引 言

情报政治化是情报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主要探讨情报与决策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由于情报政治化而产生的情报失误不胜枚举，最近一次饱受世人诟病的案例，便是广为人知的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为迎合总统出兵伊拉克的决策，情报机构在未掌握可靠信息来源，未获得真实情报信息的前提下，向总统提交了可以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产品。这场战争导致数十万军民死亡，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引发了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对美国和伊拉克社会带来深重影响。

美国学术界对情报政治化的研究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并没有形成对情报政治化的统一认识。对情报政治化态度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情报价值观，这是对情报政治化本质属性的主观反映。为进一步深化美国情报政治化研究，探寻情报政治化本质，在梳理美国有关情报政治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美国情报政治化特性展开研究是不可规避的必经之路。

1情报政治化研究的主要历程

美国学术界关于情报政治化的研究始于肯特(Sherman Kent)与肯达尔(Willmooe Kendall)关于情报与决策关系的辩论，经历了近70年的发展，对情报和决策的关系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从主流学术观点的变化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保持距离、矫枉过正和稳定争鸣3个阶段(见表1)。

表1情报政治化理论研究的3个阶段阶段名称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保持距离阶段(1949-1973)肯特情报与决策之间应保持距离,以保证情报的客观性肯达尔情报机构应通过为决策提供及时的情报产品,积极介入决策过程,达到尽可能影响决策的目的矫枉过正阶段(1973-1992)罗伯特·盖茨情报应该紧贴决策,情报政治化是一种必然存在的客观现象迈克尔·汉德尔情报与用户不能太近而失去客观性,也不能太远而失去价值性稳定争鸣阶段(1992至今)杰克·戴维斯想要改善情报与决策的紧张关系,只能由处于弱势的情报主动而为,而不能依赖决策者采取措施麦克尔·特纳情报政治化是造成情报分析失误环节的重要原因。它使得情报人员在分析过程中带有偏见,以迎合决策者的偏好乔治·艾伦基于职业前景的个人利益需求,情报人员产生了情报政治化动机,主动或被迫向决策提供所需情报理查德·贝茨情报政治化是一种合理现象,是情报与决策双方为满足特定利益的必然选择斯蒂芬·范·埃弗拉情报机构和决策层的自我评估本身带有偏见,这是导致情报政治化的主要原因

1.1保持距离阶段(1949-1973年)1949年，肯特在《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中，主张情报与决策之间应保持距离，以保证情报的客观性[1]。肯达尔在《情报的职能》中却进行了全面反驳，指出情报机构应通过决策提供及时的情报产品，积极介入决策过程，达到尽可能影响决策的目的[2]。20世纪60年代，由于猪湾事件的影响，情报界对情报政治化可能带来的情报失误心存忌惮，加上肯特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一职，其思想在美国情报界占据主流。

这一阶段，虽然不乏情报政治化的事实，如肯尼迪时期，在野党不断利用所谓“轰炸机差距”和“导弹差距”攻击执政党；猪湾事件前，中央情报主任杜勒斯强势凌驾于总统肯尼迪之上；约翰逊时期，政府伪造情报，制造“北部湾事件”，等等，但学术界对情报政治化问题并未过多关注。

1.2矫枉过正阶段(1973-1992年)越南战争后期，特别是1973年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掌舵中央情报局之后，情报便开始积极介入决策过程[3]。1979年，与肯特持不同观点的情报分析家罗伯特·盖茨(Robert M Gates)回到中央情报局情报分局任领导岗位。盖茨在情报与决策关系上持激进态度，主张情报应主动介入决策过程，这种实践对情报政治化的研究产生了更大影响。学术界开始质疑肯特的观点，鼓励情报干预决策，甚至肯定情报政治化现象。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情报与决策关系的研究显得十分激进。情报政治化被视为一种客观现象，主流学术界鼓励情报干涉决策过程，甚至积极推动情报政治化。但仍有学者依然坚持肯特的观点，对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如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在《情报政治学》中建议情报与用户之间应该保持微妙的平衡，即不让情报与政策靠得太近而失去了客观性，也不让情报与政策太远而失去了价值性[4]。

1.3稳定争鸣阶段(1992年至今)1992年，情报分析专家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发表了《1949年肯特和肯达尔辩论》[5]一文，正式奠定了情报界对情报与决策关系认识的基调。他提出了机遇分析理论，认为情报人员应该站在决策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向决策提供直接支援的行动分析。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广大学者开始探讨造成情报政治化的原因甚至形成机理，拓展了情报政治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迈克尔·特纳(Michael A.Turner)在《秘密情报为什么会失误》[6]、约书亚·瑞夫纳(Joshua Rovner)在《锁定真相：美国国家安全与情报战略》中，认为情报政治化是造成情报分析失误的重要原因。乔治·艾伦(George W.Allen)在《没有人如此盲目：越南情报失误的个人描述》中从需求动机的角度认为，情报政治化是因为军事情报人员为了满足自身职业需求，而被迫或被鼓励提供有助军方利益的情报评估[7]。理查德·贝茨( Richard K.Betts)在其著作《情报的敌人：美国国家安全中的情报与权力》中从利益博弈的角度认为，情报与决策的关系能使双方满足某种既得利益，情报机构为实现自身价值，而决策者需要专业情报产品来减少决策中的不确定性[8]。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在《为什么国家相信愚蠢的想法：国家和社会的非自我评估》中从思维误区的角度认为，情报机构和决策层的自我评估本身带有偏见，这也是造成情报政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