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 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标志着中日近代关系的开始。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李鸿章上书派驻日使团以收集日方对华决策情报，1876年总理衙门制定的《出使章程十二条》中还未规定情报收集任务，1877年拟定的《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片》中要求使团汇报外国情况、交涉事件，翻译国外书籍、新闻报刊，自此，清政府开始派遣驻日使团。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成行使团共6届，虽然其情报收集途经分散而不成体系，但仍为清政府的某些正确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关于甲午战前驻日使团对日情报收集的研究，相关成果不是很多，而且大多集中于叙述驻日使团的外交活动，也有学者专注于对驻日使节个人的研究。迄今，关于甲午战前驻日使团情报收集途径还缺乏系统归纳，本文致力于此。笔者根据驻日使团收集情报的活动，总结出其情报获得的主要途径。

一、著书译书

1877年8月4日，何如璋使团启程日本，驻日期间，正使何如璋将所见所闻以日记形式记录，汇成《使东述略》一卷及《使东杂咏》一卷。文中介绍了所途径的日本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详细记载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使团参赞黄遵宪所撰的《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费日力至八九年，为类十二，为卷四十，都五十余万言”，[1]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正是基于对日本国情的考察，在早期琉球交涉案中，何如璋以日本明治维新后国情不稳，不敢妄开边衅为依据，提出著名的“琉球三策”，建议清政府据理力争，使清政府在对球政策由被动变为主动。

黎庶昌使团在日访书活动规模宏大。使团随员杨守敬在黎庶昌的支持下，进行古籍收集工作，最终著成《日本访书志》。当然，这不仅仅是一项文化工程，还是一次对外国国情的考察，比如《东国史略》的访书志准确地分析了当时朝鲜情势，“我外藩最要之区域，俄人俯瞰于北，日本垂涎于东，英法各国又皆与之互市，立约几成蜂拥之势。”[2]另一随员姚文栋主要关注日本的地理环境，“由来，文栋前受命研究日本地理，以报告总理衙门，……余虽素好地理，但研究有未至者，况关于外国方面，尤不详细，受命以来，惶恐不已。”[3]虽说如此，但实际上成果丰富。对于日本的研究，姚氏拟定了一个完成二十二种日本研究丛书的计划，“东槎丛书”可分为五类：文学十种、历史五种、地理三种、经济三种和军事一种。 星野恒在《跋日本志稿》赞曰：“志梁随其公使来寓我邦多年，译有我国地理志，集而大成之。每卷以国为纲，内分蒲目为纬。从建置、气候、山川之大，以至租赋、户口、骤站之细，皆犁然具备，举其简而无余，诚地经之善本也。”[3]姚文栋参考日本陆军省所编《兵要地理小志》著成《日本地理兵要》，被誉为“近代中国最初出版的日本地理志”；《日本会计录》收集了日本的财政预算、收支和国债等统计数字；《中东年表》是中日两国的历史对照年表，此外还有《琉球地理志》《海外同文集》，等等。驻日期间，使团还翻译了有关朝鲜都城和通商口岸的资料，其中包括翻译日本学会会员海津三雄的《汉城纪略》《元山津纪略》《烽燧之制》以及《釜山浦记略》。[3]黎庶昌担任二次驻日公使时，亦组织使馆人员翻译了《贸易大数表》《铁道局报告》《改定官员录》《海军历史》等书籍寄送给李鸿章作为参考。

徐承祖使团于1884年到达日本，1888年返国。期间，随员陈家麟把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列为37条，并于1887年著成《东槎闻见录》，内容包括日本地理、历史、社会、经济、宗教、教育等方面。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他十分重视对日本沿海地图的收集，曾“拍照日本海道各岛要隘图”，又聘请精通日语和地理方面的王肇鋐收集日本地图，编译成《日本沿海险要图志》一书，收录115篇日本沿海地图。[4](P298-318)汪凤藻在担任公使期间也组织使团编译了《日本国事集览》等资料。

二、日本及西方新闻报纸

清政府拟定的《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片》中规定，“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即一并随时咨送以资考证。”[5](P)1895年前报道日况的报刊主要有《长崎报》《日本新报》《旧金山新报》《美国新报》《泰晤士日报》《伦敦日报》《日本官报》《伦敦机器报》等，这种公开的信息不得不说是驻日使团收集有关日本国情的重要渠道之一。据载，购买新闻报刊和书籍的银两曾是各届使团的一项固定支出(见表1)。[6]